从涵芬楼所藏中选出500余种最佳之本

此书为沈津先生所赠,从目录中可窥本书大概内容,其主体部分乃是谈论张元济、顾廷龙、瞿凤起、赵万里等目录版本前辈大家,当代收藏家则讲述了印谱收藏大家林章松先生。余外则是沈津先生为一些当代版本目录学家著作所写的序言,还有一组文章为目录版本学研讨会的发言,以及论述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30种日本所刊中国典籍的叙录。

书中最长的一篇文章乃是第一篇《张元济与〈涵芬楼烬余书录〉》,阅读该文,让我了解到不少以往不曾知晓的细节。沈津先生首先称:“在中国书志学、版本学的各种图书中,张元济的《涵芬楼烬余书录》及《宝礼堂宋本书录》是两部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视的著作。”而本书专谈前者,“以此来纪念张先生诞辰150周年”。沈津先生此文乃是从商务印书馆创建讲起,而后提到张元济主持馆务达50余年的历史,以此来论述张元济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时,筹建该所图书资料室的细节。

当时的商务印书馆乃是国内实力最为雄厚的印刷企业,故张元济在董事会的支持下,大量收购名家旧藏,傅增湘在为张元济的《校史随笔》所写序言中称:

招延同志,驰书四出,又复舟车远迈,周历江海大都,北上燕京,东抵日本,所至官私库藏,列肆冷摊,靡不恣意览阅。耳闻目见,籍记于册,海内故家,闻风景附,咸出筐藏,助成盛举。

正是这种百川归海之势,使得涵芬楼藏书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是那个时代的翘楚。后来因为发生了暴动,张元济未雨筹谋,从涵芬楼所藏中选出500余种最佳之本,合计5300余册,存放在租界地金城银行的地下保险库内。几年之后的1932年,商务印书馆被日本飞机炸毁,后来日本浪人又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使得涵芬楼所藏中外典籍50余万册化为灰烬。这个结果当然令张元济痛心不已,他认为这是自己的罪过,如果他不将这些藏书收藏在一起,让它们仍然散存在各地的话,就不会出现同毁于此的结果。古人所言的“多藏必厚亡”,于此得到应验。

好在几年前,涵芬楼藏书的精华已经储藏在了金城银行,但即使如此,张元济还是担心这些书日后的结果,因此他决定将此编一部目录,这就是《涵芬楼烬余书录》的缘起。而张元济是位认真的人,该书录编撰时间长达五年,此稿现藏上海图书馆,沈津先生对该稿进行了仔细翻阅,查证出哪些是张元济亲笔所批,哪些是他人校改的字迹。

沈津先生又提到该《书录》稿完成之后,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曾被利用过一次,那是因为顾廷龙和潘景郑编写《明代版本图录》(初编),而这段叙述也是我以往未曾留意者。沈先生还提到当年撰写《书录》初期,曾参阅过孙毓修所撰《涵芬楼秘笈》跋语,沈先生在文中将一些书录篇章与《涵芬楼秘笈》的孙氏跋语进行了对比,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异同。

对于书录的最终定稿,沈先生则提及1949年时,张元济已经83岁,体力明显衰惫,并且在该年底,张元济参加宁波同乡会的成立大会时,突发脑血栓跌倒,于是书录最后乃是请顾廷龙予以完成。张先生在书录的序言中写道:“稿成,储之箧中,未敢问世。馆友李拔可敦促再四,前岁始付制版。工仅及半,余以病阻,事遂中辍。拔可复约顾子起潜赓续为之。”

沈津先生还查阅了《书录》出版前的校样本,他说该校样上还有胡文楷的校笔,而对于本《书录》的出版,沈先生在文中给出了这样的数字:

以上数字总计547部5000余册。据涵芬楼原藏善本的统计为3745种35083册,据此则烬余之数尚不足原藏之15%,其余85%有余均不幸在轰炸中灰飞烟灭。

该文还谈到了日本学者高桥智处存有一份顾先生据胡氏增补本的过录本。前几年,在几次会议上见到高桥智先生,每次都听他谈论其所藏的日本版《论语》的细节,却未曾听他谈到过还有这样一份过录本,这让我有了下次与高桥智聊天的话题。

沈先生此文将《涵芬楼烬余书录》的缘起和曲折过程,以及最终的结果娓娓道来,读来即可窥得当年爱书人为了典籍的保存,是何等尽心尽力。此外,书中谈到不少以往我未知的掌故,颇有收获与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