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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用笔名给一家杂志社投稿

1982年春节杨苡先生和沈从文先生合影

上联大之前,我浑浑噩噩,成天看小说、唱歌,用绒线在麻布上绣东西,甚至还买了一把明亮的乐锯,没事就吱吱地拉着,幻想着有一天能奏出托赛里的小夜曲。所以沈从文先生总说我不用功。

还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想法在大方向上一致,但他不敢说,我敢说,所以倒霉是我倒霉。以前有人问,在联大时怎么谈恋爱?现在想想,每次都是一堆朋友在一起,谈诗论道,但就是知道这个人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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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天津,和我哥哥(杨宪益)有关系,否则母亲也不会让我走。那时,我常用笔名给一家杂志社投稿。主编叫邵冠祥,写了不少控诉侵略者、赞美抗日军民的诗歌,他办的杂志也是比较激进的。有一天,我上街去买东西,发现有个人追我家的黄包车,我就叫车夫停下了。此人原来是杂志社的副主编,之前我们见过一面。他告诉我:“邵冠祥被日本人抓起来了,他们已经开始查作者了,还问到了你的笔名。”所以我就很害怕。

巴金一直不赞成我走。因为我家和他家是同样的类型,算“大户人家”吧。他自己出来了,知道出走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况且我才18岁,他叫我好好读书。但我哥哥就叫我走,他写信给我母亲。我们家大小事情都听哥哥的,所以我就离开了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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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的学生里出了很多诗人,我那时参加高原文学社,社里有穆旦等。我参加时也没想它是属于哪一派的,就是他们的壁报办得很好,我最喜欢。晚上开会时,我就敲门进去,那时才19岁,冒冒失失,直接说:我想加入高原。他们说:欢迎欢迎。于是开始写诗。

可惜,我们联大的朋友、同学们,现在都离开了人世。那些年那些事,默默地影响着我,成为我毕生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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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结婚的人,都有一张婚书,上面写着:“我俩志同道合,决定……国难时期一切从简……”后来我跟赵瑞蕻结婚,就没写“志同道合”,因为我俩“志同道不合”,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比如我特别喜欢戏剧,不管中国地方戏剧、外国戏剧,都喜欢,都想看。他对于看戏,简直是受罪。

我害怕只能跟两个人说,一个是我哥哥,一个是巴金。我17岁那年,哥哥早已去了英国留学,姐姐去了燕京,留我一个人在天津很苦闷,于是给巴金写信。他很快回信,就这样我们有了书信往来。

1941年,赵瑞蕻和杨苡在昆明西南联大。

1941年,赵瑞蕻和杨苡在昆明西南联大。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日战争八年间,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为中国以至世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那么在西南联大这段特殊岁月里,学者们的爱情,又是什么样的呢?来看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杨苡先生口述的这篇文章。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局势动荡不稳,政府、大学都南撤。当时有个词说的就是我们,叫“平津流亡学生”。

1939年杨苡先生在西南联大后门外莲花池畔

到了昆明,又是另一种生活。联大的学生都是国家供,吃的是所谓“贷金饭”,毕业以后要还的。就这样,我开始过以前从来没过过的艰苦生活,但那却是一片自由天地。

杨苡 口述 王晶晶 整理

我之前就读的南开大学其实经济特别好,我保送时考的是中文系,到联大后上的却是外文系,这和沈从文有关。认识他,对我一生有很大影响,最好的影响就是从学中文转而学外语。沈先生劝我:“你还是进外文系的好,你已学了10年英文,那些线装书会把你捆住。”他借给我好多译过来的书,有《冰岛渔夫》等,说将来你也能做翻译。我就这样学了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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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蕻在(右二)杨苡(右三)夫妇一集杨苡哥哥杨宪益、戴乃迭与战友萧亦五于南京国立编译馆院内。

我的舍友萧珊,是巴金的女友。我比她先到联大,巴金写信托我照顾她。她人特别好,爱看书。那时大家好像都简简单单。新中国成立后她到《收获》工作,一分钱工资也不要,就是想工作。

诗社里我当然比不过穆旦了,跟赵瑞蕻还勉强能比。大家都在写东西,我写了一首思念哥哥的诗,拿给赵瑞蕻看,他就给我改。他很用心,改完后对我说:看看我给你改的。我看完笑一笑就撕了。每个人风格不一样,我不能接受他改的,但也不发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