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金隄只译过三章

近日整理友人来往信函,看到一封萧乾写给翻译家许钧的信。信中说,“我看译书与做人之间是不能分的。我还是相信满招损,谦受益这句古训。拍着胸脯称自家译本为‘定本’不可取,尚未动手译即预言自己的译本将是‘定本’尤不可取。译书做学问,贵踏踏实实。很赞成您为文匡正一下时下的译风。”这封信是1995年9月26日写的。我回忆起,当年萧乾、文洁若合译的《尤利西斯》全译本率先出版,接着金隄的全译本也相继出版。对上述两个译本,读者因人而异,互有褒贬。此时有位翻译家尚未动手翻译,就声称自己译出的《尤利西斯》,必将成为此书的中译“定本”。萧乾与许钧二位,对此言论均不认同,故有此信。

二十多年后重读此信,不禁使我引发诸多联想,更对萧乾等一代翻译前辈所奉守的译风,感到无比的崇敬与怀念。

所谓译风,最直观的表现,主要是指译者是否恪守翻译职业道德,翻译评论是否客观严谨,译作传播过程是否规范有序。萧乾勉励许钧要“匡正一下时下的译风”,表明他对当年的译风是有看法的。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译界的译风,依然存在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诸如翻译抄袭远未匿迹,劣质翻译靠促销手段依然畅行,网络翻译野生疯长,翻译报酬长期偏低等等,均有待社会重视和加快解决。因这些问题,已有很多报道,无意重复。本文只想就萧乾信中所说“译书与做人之间是不能分的”这一点,谈些感想。

做人与译书都要讲究道德,许多做人应有的品德,在译书上也同样适用。这个道理许多人都明白,但未必人人都能做到。萧乾信中重申“满招损,谦受益”这条古训,就很有现实意义。翻译作为不同文字转换的学术行为,各有各的诠释和表达,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恐怕很难出现什么“定本”。所以,还是要以谦为贵。萧乾以身作则表现出的崇高译德,令人怀念。

接触《尤利西斯》的翻译,金隄确实早于萧乾,但金隄只译过三章。1994年,译林版《尤利西斯》上卷出版前,在原稿附录的“乔伊斯大事记”中,本来写有“1987年金隄译《尤利西斯》三章,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觉得只译出三章,分量太少,就把这一行删掉了。不料我这一草率之举,竟引发了萧乾与文洁若老两口的一场争执。文大姐同意删,而萧乾不但反对删,还要求把“1981年金隄译过第二章”再加上去。他强调这是历史,必须承认。为了此事,他连来两封信批评,甚至生气地用了“没有气度”“狂妄自大”“老子天下第一”“无视旁人劳动成果”等这些重话。最后声称:“我坚持”,否则就“取消《大事记》”。后来文大姐和我都同意保留不删。不仅如此,当得知金隄也在翻译《尤利西斯》时,萧乾接受釆访时公开说:“如果金隄来我家,我会拥抱他。”上述史实表明,萧乾虽身为名家,但仍对翻译保持谦逊的态度。

翻译既然难有“定本”,那么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译本,只要是认真严肃而非粗制滥造的,都应该受到尊重。前几年曾出现过一阵抹黑前人译本的噪音,鲁迅、郭沫若、傅雷、杨绛、董乐山等多位名家的译本,都被有些人挑错批评。作为翻译评论,对名家当然可以批评,有些批评也确实有道理。但应该倡导实事求是的态度。“谦受益”这句话,对译者和评论者都适用。前人的译本,受当时信息、语言和工具书等条件所限,难免会有误译,这可以理解,但不能因此抹煞其无参照先译的艰难和开拓的作用。同样道理,对后人的新译本,也要善于发现和肯定他们那些“青胜于蓝”的亮点。

再举萧乾自己“谦受益”的事迹为例。1996年,当得知《尤利西斯》除萧乾、文洁若以及金隄两种中译本之外,还有人计划再重译。为此,萧乾于1996年8月7日在《文汇报》发表《〈尤利西斯〉第三种译本行将问世有感》。文中强调了“译书无专利,同行也非寃家”的见解。我当然清楚萧乾夫妇为了翻译《尤利西斯》所付出的艰辛劳动。一个85岁,一个78岁,两位老人每天5点就起床动手翻译,一天起码工作十小时以上,四年中除了译书,还做了六万多张卡片,为全书附了近六万条注释。这期间,他们还向爱尔兰使馆、英国朋友、北京天文台、南京金陵神学院,以及季羡林、杨宪益、金克木等上百个单位和多方面专家,请教过翻译中遇到的专业难点。就凭这些应该说,萧乾夫妇对他们的译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尽管如此,萧乾在上述那篇《有感》的文章中,仍然强调“翻译无专利”,“希望能有更好的译本超过自己”。

萧乾指出“译书与做人分不开”,再次重申“满招损,谦受益”这条古训,这就是他这封信中留给后人的重要启示。